贺卫方、汪涵：“车同轨、书同文”之隐忧

志造美

执于美好向往

“始于志，从于智，止于质”的美学造物逻辑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美学分享平台

“美、艺、礼、学”为主题的品质格调生态美

编者按：最早的时候，秦皇为一统六合，提出“车同轨，书同文”，于是开始了在语言上的一元建设的历史，后朝见其利好，纷纷仿效，直到新中国开始，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开展起来，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世界语之说，旨在消除国际语言交往障碍。人类文明的确因语言的统一而得到飞快发展，但是那些地方性的语言也开始逐渐萎缩，甚至消亡。于我而言，老家一些很地道的方言和词汇，我都想不起来了，那是普通话无法精准表达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本文内容节选、编辑来源：贺卫方教授书作以及凤凰文化新闻官网。

贺卫方：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by 贺卫方

2010年7月25日，广州海珠区千人聚会“保卫粤语”——在如今这个通讯与传媒高度发达、交通极其便利的时代，方言的处境是愈发艰难了。

电视里，无论是新闻，还是专题片或连续剧，绝大部分是用普通话。异地人士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无法相互理解对方方言的人们之间对话，当然也要依赖普通话这个纽带。远离家乡的大学生和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农人，也要学一点普通话以为交流之需，甚至是尊严之需。

“车同轨，书同文”，我们帝国早期的这种努力仍不乏后继者。为了强化普通话的优势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200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在诸多行业、机构以及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要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广播电视电台要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语言。假如要使用方言播音，则必须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批准。

除了立法之外，广电总局等相关管理机构还时常对于某些“违规行为”发出禁令、作出处罚。2005年，广电总局还发出了一个“自律公约”，明确要求电视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港台腔及其表达方式。”而且，主持人随意夹带外语、用方言播报的现象也在明令禁止的范畴之内，“不模仿地域音及其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语。”特别针对“港台腔”的指责引起了很大关注和争议。

凡此种种，再清楚不过地显示，政府希望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越广越好。相对应的必然是，方言的空间越小越好。但这种决策导向会对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语言的丰富意味着思想的多样化。读过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人，都会记起大洋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通过减少语言中的词汇量来抑制人们的思想空间，从而有助于建立专制统治。方言不仅语调上不同于普通话，而且有很多特殊的词汇和表达，它们很难转化为普通话。例如，四川方言里“宝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四川人常说那难以翻译成普通话，它含义微妙，不是本地人很难体味和妥帖地使用。

我的家乡胶东方言里有“刺闹”一词（《西游记》五十二回里也有“刺闹杀我也”的说法）。这个词可以用来表达普通话里“痒”的意思，但是，说一个人的性格“挺刺闹的”，却并非说这个人为人处事让人有一种痒的感觉，而是不稳重，让人不舒服之意。惯于说方言的人，突然改说普通话，往往语词变得很贫乏，原有的那些生动的表达统统用不上，也是因为方言中太多的内容在这种转换中丢失了。为了我们语言的丰富计，是否要对方言有一种宽容仁厚的态度？

方言的存废还直接影响地方戏曲和其他艺术的兴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地方戏的大规模消失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20种地方戏目不及挽救而灭绝。

而作为地方戏基础的方言的边缘化，也是地方戏面临毁灭的重要原因。没有陕西方言就没有秦腔，没有宁波话就没有甬剧，假如苏州人不再说苏州话，昆曲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当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过于急切地推广普通话和打压方言给各种地方戏带来的损害？

谈起方言，让人想起赵元任先生。在现代中国学人中，赵元任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天才。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所到之处，赵元任一律用当地方言进行翻译，一时传为佳话。能够像他那样熟练地说30多种不同中国方言的学者，恐怕是凤毛麟角。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话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我自己每当回到家乡，或者在他乡遇到胶东人，说起胶东话，心中都会涌动着一种温馨的情感。如果热爱家乡还算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感情的话，那么乡音都死去了，我们仿着贺知章的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但是遭遇到的却是——“儿童相见话不懂，国语应答何苦来”。那可真是悲剧呢。

每当想到这样的未来，我的心里总不免有点拔凉拔凉的。

本文选自《逍遥法外》

作者: 贺卫方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0

汪涵：乡音是最响亮的声音

汪涵投资了一个“響應”计划，因为“响”在繁体字中就是乡和音的结合，乡音是最响亮的声音。“可能方言一直在那里响，但是应者寥寥，所以我现在就去‘应’。我这个‘应’的过程也是响——为了让更多人来‘应’。”

全世界现存6000多种语言。不过，这些语言正以每两周消亡一种的速度在减少。“从我们启动‘響應’计划到现在，已经消失了好几种，很吓人。”

有这种紧迫感，所以从准备阶段开始，工作进展就非常迅速。按正常速度，整理出湘方言的调查词表一般要花两年时间，而这一次在专家学者努力下，仅8个月就把调查词表全部弄出来。暑假里，调查组开始田野调查，在浏阳、新化、长沙等地做了细致工作。

“響應”计划首期投入近500万元，全部来自汪涵个人出资。汪涵算了一笔账，50多个调查点，每个点5万元调研费，10个调查组每组购买录像、录音、储存设备，后面还将出版一套湖南方言调查丛书。“说实话，500万元是打不住的，如果做得更好、更细，每个词标注到声韵母，耗费的时间更长、财力更大。”

目前，有很多机构和个人为汪涵的行为感动，有意出资参与到“響應”计划中来，汪涵也在考虑。

作为出资人，汪涵也参与了长沙站的田野调查。调查组把方言发音人集中到一个宾馆，大家起早贪黑，根据调查词表，听面前70多岁或者90多岁的发音人读音，然后仔细记录下来，用国际音标和拼音标注，并进行注释。每天常常从早上八九时搞到晚上十时多。炎炎夏日里，拉好窗帘，空调都不能开，因为担心空调噪音会影响原始的声音效果。

汪涵说，接下来只要有时间还会参加其他点的调查，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小小切口，完成一篇长的论文或一本书，跟专家学者做一些学问。

在汪涵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知识体系。比如小孩，上海人叫“小人”，邵阳话叫“伢伢”，常德人叫“小伢”，四川话叫“娃儿嘞”。又如上海人会说大转弯、小转弯，北方话里会直接说往南或往北。消亡一种方言，就是消亡一种知识体系。

汪涵说，现在做的调研只是保存，而要保护好，最重要的就是用和说。因此，汪涵将在推广方言上投入一些精力，他计划做一个方言的APP，录制方言流行歌曲，继续在湖南经视举办“方言听写大会”。他的团队已经从全省14个市州各找了一个年轻人，用方言描绘家乡，集合出一张专辑，在大妈跳广场舞时就可以用这些湘方言演唱的律动非常好的歌曲，让大家保持对方言的兴趣。

汪涵还准备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合作，推出一档方言类的广播节目，介绍方言背后的文化、古汉语遗存和方言故事。“每天在节目中说一个湖南方言的词或字，告诉他们本字出自哪里。它可能在文字当中沉睡了，但在我们的语言中依然鲜活。”

“響應”计划完成后，数据库将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汪涵已经在计划做一个全息方言展览。现在调查组去做方言调查，会把没有用的农具收来。汪涵说：“现在很多家已经没有‘撮箕’，这个词可能从孩子的语言世界消失，我们就把撮箕摆在博物馆，配上老人家的发音，旁边是‘撮箕’的解释，包括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这个展览肯定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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